在有清以来267年历史中,雍正算得上是又有“远见”,又有“福气”的皇帝佬了!
先说“远见”。当其驾崩前3年即雍正十年(1733)时,就仿佛于冥冥中预感大限将至而恶名追尸了。雍正六年时,湖南有位落第秀才曾静,致函四川总督岳钟琪,劝其起义。这位川督虽是岳飞21世孙,可并不想造反。曾信自成“逆书”,上列雍正10大罪:谋父、逼母、弑兄、屠弟、贪财、好杀、酗酒、淫色,外加怀疑诛忠和好谀任佞。将这曾静押到北京一审问,方知民间早已流传这些“诬谤之词”了。雍正也真有主意,竟赦免曾静,令其写悔过书(起名《归仁说》),雍正则点灯熬油,写了近8000言的自辩上谕,合辑成书,亲题书名为《大义觉迷录》,颁布全国,深入穷乡僻壤。另命曾静去浙江现身说法宣讲,为雍正洗雪罪名。这事儿今天看来颇为滑稽:皇帝自我辩护词和特赦死刑犯认罪书同版发行,实乃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奇观。
雍正自以为逐条批驳“诬谛十罪”,便可以消除官民对他的恶感了,殊不知“越擦越黑”,倒是他的后代比他聪明些,干脆从《清实录》中删去他的自辩上谕。这且不提。
继《大义觉迷录》后,雍正又相继编印了《上谕内阁》和《上谕八旗》。到了雍正十年时,他感到老是弄自我辩护词儿全国发行,未必能让官民诚服,遂琢磨出“摆事实”佐证自己是“勤政贤帝”的策略:速编《石朱批谕旨》,也就是把他历年批注的密折汇集成书。本来雍正严令进奏者不准私留底稿,批复奏折必须交回,以及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等,极为保密。其下决心公开密折,完全是为了让全国官民明了他是如何夙夜匪懈地勤政治国的“好皇帝”,如其在自序所说:“天下臣民展读,咸知朕图治之念,诲人之诚。”《石朱批谕旨》从雍正十年开始编纂,主编是鄂尔泰、张廷玉,另有刑部尚书刘统勋(即刘罗锅父亲)和词臣20名。全书至乾隆三年(1738)才告竣。但这部书并非真实原始史料汇编。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木连所著《啸亭杂录》(向为史家评为信史之著)中说,“付刻者祗十之三四”,大量涉及雍正继位、弑兄屠弟等等阴私机密类的密折,全都抽掉了,编进去的也面目皆非、一塌糊涂。专家考证,有的原折6000言,竟砍成600字。而且全部都由雍正亲自审定。
这样的东西,自难让后人信服。雍正恶名一直难去,且因这种把戏又添上条欺世盗名之叽。
孰料雍正死去260余年后,竟获知音,小说、传记、电视剧,为之平反昭雪歌功颂德,而主要依据即其《石朱批谕旨》,不能不感叹雍正之有“远见”、有“福气”矣——尽管他躺在清西陵地宫里(也许连其脑袋都没有了),但不留辫子的文艺家们却细数其发辫一样多的石朱批奏折,为之编织“勤政好皇帝”的神话,虔诚得很呢!
诚可谓:“欺世盗名帝王策,歌功颂德奴才艺”矣!